Felix Mon – Homepage

对事不对人。就是说，当我们在争论时，措辞中的主语不应该是人，不应该是人物代词，而应该是物，是事。你怎么怎么样，这是对人，这件事如果这么做就会怎么怎么样，这就是对事。对事不对人，这是一项基本功。

最近一科普学者对一作家的作品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网上各路神仙加入战团，十分热闹。不管结果如何，这场争论应该起到普及这么一个常识的作用，对事不对人。不能因为说甲本身就是个偏执狂，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我们不要与他计较，不能说因为乙是个有血有肉有诚信的汉子，我们就应该一个劲地去挺他。这是对人不对事。假如我们回归理性，针对事情本身进行思考，那么我们会得到更多，升华更多，比如这篇文章所总结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146240100yr3c.html

我们的祖宗太喜欢对人不对事了，这点糟粕传统在文革中被发扬的淋漓尽致。是的，我们常听老人说“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我们也从小被教育要先做人再做事，但人性是不可测的，起码是不可被自然科学所定性的，我们所有关于对一个人所下的判断都是笼统的、模糊的、有概率的，这样的一种判断，是不适合在争论的场合摆出台面的。

对事情本身进行思考，太废功夫了，以至于很多人本能地回避。“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我都懒得理你”，瞧，多么廉价的答案。这跟把一切归咎于星占学是一样的廉价，如果那也是一门严谨的学问。

少谈点人性，多讲些逻辑。

自我转岗至今，一共来了又走了6位女同志，4位男同志，非业绩能力原因走的，共2男1女。不是说这个岗位不适合女同志，只能说它对女同志的筛选更严格一些，女同志为了适应这个岗位而要改变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听得最多的抱怨是，我来的时候没有想好，我不知道这个岗位要求是这样的。有个朋友，在一家外资银行做HR，职责包括面试新人。有一回她被某高校请去给大四学生培训，开场便问，想去银行工作的请举手，众人纷纷举之，她再问，已经考虑好具体职位的请举手，众人又纷纷尴尬的把手放下。随后她给准毕业生们的忠告是，应聘前要多考虑这份工作是具体做什么的。

在我看来，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俗语谓之，扯鸡巴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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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单位都会组织一次体检，体检报告的封面会在我的名字下面添加两个字 “干部”。当时尽管有点疑问，但并没有深究。前几天偶然听到两位年长的同事在闲聊，说及退休后的待遇问题，一位说，“我不如你，你是干部，我是工人。”“瞎扯。”“谁骗你，就是这样的。”我顿时想起体检报告上面的“干部”二字，原来如此。但我们终究是银行，而且是外资最终控股的“民营”银行，却还是有这样的身份分别么？

说自己是“工人”的那位同事，是名综合员，正式岗位名称是“行政助理”，也就是除业务以外的所有事物都由她操办，小到房租水电，大到，没有大事，都是小事，是谓综合。但这终究是岗位的差别而已，为何身份也会有差别？在我印象中，干部是当官的意思，尽管自己现在已经有管理职衔，但这“干部”二字却是在入行之初就在体检报告体现，只是除此之外，我没在任何场合见过。我们又不是公务员。

今天想起这事，便在网上查找相关信息，原来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人是分等级的，分身份的，农民、工人、干部，必居其一。这倒是简化，比起古代的士农工商还要少一个。大学生被认为是属于国家培养的专业人才，便也算是干部，故一入单位便有此身份，想做群众而不得，这算是要感谢共产党么？

等级的划分，最大的障碍是人员的流动，而我党却很不愿意见到人员的自由流动，因为那样会不利于他们所谓的管理。虽然现在各民企已没有这种什么工人、干部的划分，但我相信在机关，在事业单位还是有的，所谓“提干”还是存在的。这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讽刺，工人还不及干部。

一个现代化企业，内部还存在以身份划分的现象，而不是以能力划分，则如何实现员工激励计划？只要你是工人，你现在的待遇以及你退休后的待遇都要比所谓的“干部”差上一大截，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国家在管理的时候，其思维还是在效法老祖宗，认为整个社会分为三流九等，就可以很好的管理了。你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较好的发展，前提一是要有户口，而是要成为干部，这真是讽刺。哦，对了，户口，一个比“干部”更加荒谬的身份。我不能享受三险一金，我的孩子上学要交更贵的学费，仅仅因为我的公民身份注册地不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从来都不相信市场，从来都不相信群众。

想起那句广告词，一个神奇的国家。

商道。在商言商，但说的也是做人。

去机关，你做的就只是银行的一个伙计，每天打理好茶水，或者烧好饭、洗好碗就可以了，而在基层，你做的不仅仅是银行的一个伙计，你更是在做生意，你身后有着五千亿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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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高人曾对我说过，照相是最不重要的事情。诚然，这有点片面，但往往片面才能带来深刻。深秋时节，又来登山，老一辈的同志们对海拔1600米的云海赞不绝口，相机闪烁不停。但望着疲惫的双脚，扪心问一句，难道花这么大的力气，从温暖舒适的海滨来到这偏僻湿冷的群山，就是为了这高峰的美景么？果真如此，那我宅在家里上网就可以了，天下美景尽收眼底，只要显示器够好。如果硬件设备足够争气，宇宙中壮阔的景观也将对我呈现。显然，观看美景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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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吃饭，应收13元，实付50元，应退37元，饭前交费。实退7元，但因在阅读新闻，没注意具体金额而直接将钱放入口袋。饭后察觉，知道已过最佳诉讼时效，便和气地告知店家，店家大为紧张，咬定我给的是20，我无奈的一笑，说你们日终结算的时候就知道了，店家遂答应若日终结算是长库的，便会退回。

这是一个机制的问题。消费者与出纳并不是直接联系，而是通过服务生将钱进行传递。这样的机制，其导致纠纷的漏洞是明显的：

1. 服务员不承认消费者所交费用。当服务员连续收取几个消费者的费用后统一交出纳进行结算的时候，便会出现上述的这种情况。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比如主观恶意，不过这是极小概率事件，可忽略。
2. 出纳员出错而服务员没有察觉。

其实使用这种机制的餐厅是很少的，面点王有时候会采用。无论是饭前还是饭后交费，消费者一般都是直接与出纳进行交易。如果是饭店，那么在结算环节，服务生一般会准备好散钱，当场结账。修补这个制度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就是服务生在收取费用的时候在菜单上记下所收金额。当然，这也不能完全修补，因为口是手非的情况屡见不鲜。修补一个制度，是不可能杜绝其根源性问题的，只能再造，但再造所耗费的沉没成本，会对店家改革的决心造成莫大的阻碍。

当然，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餐厅，我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有着较为良好的结算制度的餐厅。但这种情况只出现在餐厅么？

举办运动会的好处：

一、可增强竞争意识，增加工作的执行力（针对市场人员）。当你铩羽而归，饮恨沙场的时候，你会感到竞争的残酷，失败的沮丧，你会妒忌，会反省；当你迎着疾风，展开双臂，怒吼着冲破终点时，你会感到征服的快感，你觉得你就是第一，而且毫无疑问，你的自信心将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二、可增加团队协作意识，了解如何作为一个团队，一个群体去打败另一个团队，一个群体。这是趣味运动的启示：当竞赛者为一个团队时，规则将发生细微的变化，因为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是很难对抗规则的权威的，但作为一个团队时，对抗力将大大加强，而裁判也会看到这一点。如何凝聚团队的意志，在发挥集体潜能的同时充分利用已经变化了的规则，将是取胜的关键。有些人，有些团队觉得趣味运动的胜利没多大意义，所以只是消极地适应规则，最终也只能败北。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当求胜的意志远远大于其它竞争者时，你将很有可能获胜。古语有云，狮子扑兔，此之谓也。中农工建，交行、招行，只是用中等或者小部分的力量来争夺中小企业的市场，但深发展却是以全行的精锐力量来争夺，效果肯定不一样。个中道理，于一家企业或是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这几年，或者很早以前，欧美的顶尖厂商们开始着力于宣传其产品内在的文化，不论那是否存在，而不是简单的宣传一句空洞无力的口号，例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样由产品衍生出的文化，于 Nike 是 Just Do It, 于Adidas 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于 Google 是 Don’t Be Evil, 而于 Blackberry, 是 Love What You Do. 只有产品的文化，或者理念的突出，才能增加新老客户的粘性或忠诚度。

Nokia 虽然依然维持着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第一的位置，但其一句 Connecting People 实在有点空洞无力，而且着眼点不是太好。Just Do It 及 Nothing Is Impossible 等都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的，去引领用户在使用产品时处于的精神状态，而 Connecting People 却依然处于单纯的产品宣传阶段，其本质与“诺基亚就是好”是一样的。

Blackberry 从来就是商业的，其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商务邮件收发器，从 Stylish Business 到 Love What You Do, 是一脉相承的商业文化，其娱乐功能一直到 Bold 9000 才得到一定的加强，而摄像头像素还只是200万。反观 Nokia，大而全，却什么也不是，娱乐拼不过 iPhone，商业远逊与 Blackberry. 产品最终要由客户来使用，高端客户除了实用性，更看重的是文化认同感，Nokia 再这样下去，也就只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贫民市场中与中国的山寨手机激烈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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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年度第三次去海边“度假”了，美其名曰：封闭式培训。封闭培训的好处（意义）是：

1. 不用回去加班（十万火急突发事情除外）
2. 有充分的时间与兄弟支行的同事进行交流
3. 有一个舒服的心情去吸收知识

但是这样就对培训内容的质量有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若都是些空洞陈腐的内容，那就真的成了“公款度假”了。那怎样才算一个比较好的封闭式培训呢？

1. 互动性
2. 针对性
3. 抽象性

封闭式（脱产）培训，顾名思义，是一个封闭式的、脱产的培训，将员工从平时的具体劳作中解放出来，放置在一个相对与工作隔绝的环境，去进行一些深入的、抽象的思考，以求让员工的专业素质得到整体性提高。所以，如果只是简单的开会式培训，即领导在上面讲，员工在下面记笔记，培训完毕后写感想，这样是浪费了封闭式培训所投入的资源的。封闭式培训应首先从互动性出发，让员工得以有充分的时间去自由地互相认识、交流、学习，互通有无，共同进步，最大限度地发挥平时开会式培训所不具备的功能。另外，要注意培训内容的抽象性及深入性，把员工从生产劳动中临时解放出来的唯一目的是提高其今后的生产力，而理论的高度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的程度，故培训的内容应优中选优，适当抽象，让员工进行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有可能的话应进行讨论、辩论。

我们远远还没到应该度假的时候，如果培训者自身首先放松了学习的念头，那么其机会成本是巨大的，还不如回去出几笔账、写一份授信报告来得实在。

如果你不具备这个时代应有的精神，那么你将承担这个时代所有的痛楚。

我已经记不得这句话是谁说的，Google 了半天也没找到，反正不是中国人说的。

5年前有一位深圳的朋友告诉我，说是特别想去北京；3年前我看了一出电影，叫《立春》，男、女主角拼死了命要往北京跑；1年前一位领导对我说，北京的生活幸福指数是全国最高的。我那时心里挺纳闷的，北京有什么好的，11年前的7月我去过一回，我到现在还记得日期是因为入住的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播出政府取缔一组织的决定。在北京的那几天，我漫无目的地随着大伙儿走完一个又一个景点，除了十三陵的阴冷，别的我基本上没什么印象。最后一天晚上，大伙儿在酒店里办联欢，我觉得没劲，就这么结束了北京之旅，太没劲了。我一个人溜出去，走了两个街口，本是想找点地道小吃尝尝，结果寻着一老大爷在纳凉，便过去坐下一起聊天。聊天的内容我已经忘了，就知道当时我是在五环的西北角。

贾宏声死了，5天前死的，也是跳楼。先生说过，只有一个人死了，他才容易被人记住，因为可以“盖棺定论”。贾宏声死之前我不知道他是谁，没看过他演的任何一出电影，任何一部作品，如同这世上60亿人中的大多数一样，对于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个数字存在于我的生活里。他死之后我开始接触他的作品，例如《苏州河》，例如《昨天》，他让我联想起了许多事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周迅曾与他是一对儿，没多久就分了，然后是朴树，李大齐，王烁。周迅是与时俱进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典范，从文艺到现实，把文艺从生命与灵魂的全部转为偶尔对生活零星的点缀。所以贾宏声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所以他死了，正如以后的我们。所以周迅不如王菲，因为王菲的经历是窦唯、谢霆锋、李亚鹏。有传闻说周迅知道贾宏声的死讯后哭了，我不知道她在哭什么。

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列侬的精神在美国是一个样，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又是另外一个样。贾宏声没有以暴力、性开放的角度去理解列侬的精神，而是如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新白话诗歌一样去理解，去实践。贾宏声说他仿佛看到了终点，这是他在音乐与电影的洗礼中得出的觉悟，其实在阅读哲学书时，也会产生这种感觉：整个世界是空的。其实知道终点与不知道终点，结果都是一样的，列侬只是帮人们打开了一扇门，而没有告诉人们进门之后该如何走下去，或许他让人们看到了门后便是万丈深渊，你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坠落时欢快的歌唱。

太阳神阿波罗与酒神狄俄尼索斯是我们一生中永恒的矛盾，在他们二者之间的重复选择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全部。

4天以前的一个傍晚，给北京的一位友人打电话，“喂，在哪儿呢？” “地铁上呢~” “怎么有吉他声啊？” “还有人在唱歌呢~~” “你这是在地铁上么？” “是啊，你不知道北京的地铁都这样啊，我几乎每天都能碰到~~”